With the deepening of exchanges between domestic academia and overseas collection institutions, more and more folk New Year paintings from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llected overseas can be seen by domestic scholars. These precious materials have great benefit to understanding the techniques, periods, distribution, and in-depth research of early Chinese New Year paintings.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sources, typicality, and rarity of Shaanxi ancient New Year paintings collected by three museum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verification and image analysis, combined with a comparison of domestic collections, this paper aims to outline a clear picture of the production and external dissemination of Shaanxi New Year painting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Keywords collec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haanxi New Year Paintings; Door Gods; Paper Gods

中国民间年画自宋代形成成熟样式，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近现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的变迁、交流与动荡，不少晚清民国时期的民间古版年画因贸易、战乱和海外个人的有意收集等原因流出国外，收藏在他国博物馆和个人手中。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有数十个国家收藏有中国年画，且大多为清代、民国时期甚至更早期的精品，其中尤以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国的收藏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属上乘，具有一定代表性。2018年至今，由于参与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海外藏中国古版年画珍本”，笔者注意到在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Harvard Art Museums）、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Field Museum）均收藏有民国时期的陕西民间木版年画珍品，数量大概一百幅，除部分重复之作外，画样约有四十种。其形式内容、画店字号均为之前少见，且印制质量上乘，所反映的历史及艺术信息值得探究，亦为陕西年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一、美国藏陕西年画的收藏来源深入探究美国上述三所博物馆的陕西年画收藏，可发现其收藏时间主要集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收藏者主要为美国艺术史学者、民俗学家卡尔·舒斯特（Carl Schuster，1904—1969）和美国人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其中，以卡尔·舒斯特的收藏数量最多。初步统计，目前哈佛艺术博物馆藏有284张民国时期的中国年画，陕西年画占46幅，其中44幅为卡尔·舒斯特捐赠，另2幅由兰登·华尔纳自中国购买。〔1〕纽约公共图书馆收藏有民国时期陕西年画六十余幅，其中36幅与哈佛艺术博物馆所藏重复，亦来自卡尔·舒斯特的捐赠。〔2〕另有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所见的陕西年画6张，为门神门画〔3〕，笔者向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工作人员相询，得知他们并不明确该6张年画的收藏来源。卡尔·舒斯特，1904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曾在哈佛大学学习艺术史及东方学，并于1930年获得硕士学位。他从小就对谜题、密码、符号兴趣甚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成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密码分析师。1931年至1933年，出于学术兴趣，卡尔·舒斯特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从北京开始自己在中国的学术考察。在此期间，他的关注重点放在了中国的刺绣、织物等传统纺织品上。他试图从这些产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日常品及其纹样中探寻中国社会的历史及文化，以此了解从古至今中国人的信仰。此后，他基于自己的调研，发表和出版了有关我国西南地区的刺绣和织物研究的文章和书籍。〔4〕1934年，卡尔·舒斯特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取得艺术史博士学位，1935年重返中国，继续开展关于中国民间艺术资料的搜集及研究，直到日军侵华开始后，方于1938年回到美国。卡尔·舒斯特的两次中国之旅，陆续有五六年时间，其间他购藏了大量年画、刺绣、服饰、织物等中国民间艺术品，如今，这些藏品分藏于哈佛艺术博物馆、纽约公共图书馆、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等机构。梳理这批数量不小的藏品可知，与卡尔·舒斯特颇为重视且着力收集的织物、刺绣等藏品相比，显然年画并不是他关注的重点。因此，他的年画收藏不仅数量上不及织物和刺绣之多，也并未留下相关研究文字。但让笔者感到欣喜的是，舒斯特为年画藏品特制了一种椭圆形及长方形的印章，上面刻有该幅年画的生产地或收集地，如“陕西凤翔”“陕西西安”“河南灵宝”等字样，这些钤印在大多数年画作品上的印章，为我们追溯这些年画在民国的生产、销售及流布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图1）

图1 卡尔·舒斯特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另一位陕西年画收集者兰登·华尔纳曾于1899年在哈佛大学求学，1906年留学日本，专攻佛教美术，此后在哈佛大学开设东亚艺术史课程。1913年，兰登·华尔纳曾来到中国，辗转于上海以及河南开封、巩义等地，并曾想从西安赴我国西部地区，由于其时白朗在河南、陕西一带闹起义，封锁了进出西安的道路，致其无法西行。1916年，华尔纳再次来华，还在北京拜访了伯希和。1923年7月至1924年4月，受美国福格艺术博物馆委派，兰登·华尔纳第一次领导福格中国考察队来到中国，游历北京、河南、陕西，最后进入甘肃敦煌，并用化学药水剥离、揭取多幅敦煌壁画。1925年，华尔纳再次到敦煌寻找获取中国文物的机会，由于彼时全国各地爱国热情高涨，对海外考察团盗取我国文物行为颇为反感，且考察队合作方北京大学派出陈万里等人随行，故此次华尔纳所获了了。〔5〕1926年，兰登·华尔纳出版了《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一书，记录他的第一次中国行的所见所闻。在第二章“中国古都西安”中，他叙述了在古董店购买拓片的经历，遗憾的是，他这本旅行日志式的书中并未提及购买年画的经历〔6〕，致使后人难以了解当时的年画收藏情形。在哈佛艺术博物馆提供的藏品信息中，只是将华尔纳带回两幅陕西门神的日期登记为20世纪初，别无更为具体的内容。华尔纳收集的年画作品数量虽不多，但根据华尔纳的考察路径可推断，这两幅年画的收藏日期应不晚于20世纪20年代，在收集时间上较舒斯特要早十年左右。更为可贵的是，华尔纳所收的两张年画分别来自“富兴”和“顺兴”两家画店，而舒斯特的收藏中亦有出自这两家画店者，所以，他们两人的收藏为探讨同一家画店在民国时期的存续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信息。（图2）

图2 兰登·华尔纳

二、美国藏陕西关中地区的门神门画

在美国三所博物馆所藏的陕西年画中，门神门画为第一大宗，占比较重。据目前统计的数据可见，哈佛艺术博物馆的46幅收藏中门神门画占31幅，纽约公共图书馆所藏64幅中有42幅为门神门画，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所藏6幅则全部为门神门画。整理发现，这批藏品上刊刻的出品画店和字号的名称计有富兴（包含富兴局造、富兴画店）、顺兴（包含顺兴老局、顺兴局造）、永兴（包含永兴局、永兴局王记）、世兴画局、新兴、同盛局、同新局、兴顺老局、公义老局以及凤翔陈镇某画局，共计十家，这里面既有如今还在延续生产的世兴画局，也有富兴、同盛、同新等新见画店，丰富了我们对于民国时期陕西年画作坊及年画生产的认知。此外，在门神样式和人物造型等方面，此批年画亦呈现出不少新的面貌。（一）“陕西气质”的座门神陕西的关中凤翔、陕南汉中等地，均流行有坐于虎皮椅上的秦琼、敬德门神，当地称为座门神或座虎门神，这在我国其他年画产地的门神形象中较为少见。该传世画样中所绘敬德、秦琼二将一般侧身坐于虎皮椅上，且明显可见门神两边显露出的虎皮椅的装饰纹；面部相对，怀抱鞭锏，神态威严；门神尺幅较大，高度约54厘米。此次新见美国收藏的陕西门神中，有三对彩色印刷的座门神，均为正面端坐的姿势，分别出自“公义老局”“同盛局”“顺兴局”三家画店。此种样式的门神在陕西年画中颇少见。三对座门神均为彩色，为关中门神常用的红、黄、绿、绛紫四色，在尺幅、人物面部五官、神态身姿乃至服饰扎靠方面呈现高度的相似性。其中秦琼神态端严，三绺长须，手握金装锏；敬德两眼圆睁，手握竹节钢鞭，两腮胡须处各装饰有一道对称的宽纹黑线，下宽上窄，直到耳顶，颇为独特。二人另一手按于大腿上，支撑起笔直的上身。国内收藏的陕西正面座门神并不多，彩色印刷者更少见——如今可见的仅有陕西省群众艺术馆收藏的两对墨线印刷的座门神，分别为陕西蒲城的“杨记局”和陕西长安的“德生昌”画局出品。此外，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还藏有一张座秦琼门神，但因另一张座敬德佚失，故难以见其全貌。

图3 座秦琼敬德 同盛局造 姜彦文拍摄 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藏

在美国收藏的三对座门神中，其中署名“同盛局造”的一对（图3），画面左下角舒斯特所钤的椭圆墨印中写有“陕西凤翔”字样，画面风格应证了该画局归属陕西凤翔。另一对署名“公义老局”的座门神为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藏品，因收藏信息缺失，似难以判断其具体来源，但与另两对座门神极相似的“孪生”样貌让人很容易判断它的陕西“籍贯”。同盛局和公义老局的年画在以前的陕西年画中还未见过，属首次发现，堪称年画史上的遗珍。第三对正面座门神写有“顺兴局造”（图4），该画局年画作品之前国内仅见一对，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是20世纪40年代初为中法汉学研究所搜集。这次新发现的“顺兴局”年画除座门神外，还有骑马秦琼敬德、抱鞭敬德以及刘海戏蟾等多幅。此对座门神画面上方各有一枚收藏者盖的红色印章，写“河南洛阳”字样，而从年画的风格判断，其浓厚的陕西气质足以说明此年画并非河南所产，洛阳应为收集地而非出品地。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顺兴局”藏品亦为当时的收集者中法汉学研究所将采集地河南郑州误认为是出品地。这种误会并非孤例，在舒斯特收藏的另外几张河南年画中也有类似情况，如署名为开封朱仙镇代表画店“朱镇二合”的门神年画中，画面所钤之印亦为“河南洛阳”。河南最著名的年画产地即开封朱仙镇，产自洛阳的年画并不多见，但有数量不等的陕西关中、河南开封的年画出现在洛阳的市场上，显然洛阳在民国时期可能是中原乃至西北地区重要的年画集散地，其年画经营销售的程度要比年画生产更为繁荣。

图4 座秦琼敬德 顺兴局造 姜彦文拍摄 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藏

（二）凤翔北小里村的“永兴局”门神一直以来，关于陕西年画的研究论述中，南小里、北小里以及陈村镇是最常被提到的凤翔年画生产地。〔7〕然而，如今北小里和陈村镇的年画生产早已中断，陈镇的“兴顺家记”等画店尚有少量年画存世。此次新发现的美国收藏的陕西门神中，数量最多的当数陕西凤翔“永兴局”，主要集中于哈佛艺术博物馆。根据画面上的“永兴王记”“永兴局王记”等字样，结合当地人的口头流传，再加之南小里村并无王姓人家，而与南小里比邻的北小里村，王姓却是人口占比较多的姓氏等种种原因可推断，“永兴局”很大可能就是北小里村的年画画局。美国藏品中“永兴局”年画一共有27幅，除去重复品种，大概有15个画样，全部为秦琼、敬德、加官、天官、状元、刘海等门神门画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收藏于哈佛艺术博物馆的两对“永兴局”秦琼、敬德门神，也是目前所见仅有的两对“永兴局”的秦琼、敬德。其中一对为怀抱鞭锏、身着朝服的敬德、秦琼形象，入藏号分别为1935.37.62和1935.37.64（图5），与该画样基本类似的门神在如今的凤翔“世兴画局”年画中依然可见制作，名为《上朝秦琼、上朝敬德》。另一对入藏号分别为1935.37.63和1935.37.65（图6），图绘秦琼执锏、敬德执鞭形象，秦琼神态端严，三绺长须，手握金装锏，全身多用橘、红等暖色；敬德黑脸黑胡，怒目圆睁，手握黑鞭，多用绿、绛紫色。二人皆抒掌当胸、目光炯炯、气势喟然，用线及造型均精妙生动，显示有无穷威力，色彩上大红大绿、对比强烈，亦与如今还流行于当地的“世兴画局”《执锏秦琼、执鞭敬德》如出一辙。但从哈佛艺术博物馆提供的藏品信息可看出，这两对门神所用纸张约长41厘米、宽22厘米，与如今《上朝秦琼、上朝敬德》《执锏秦琼、执鞭敬德》约长100厘米、宽50厘米的规格相差较大，显示在20世纪30年代该画样应为凤翔的经典画样，兼具大小不同尺幅，同时流行于多个年画作坊之中。

图5 上朝秦琼、上朝敬德 永兴局王记 图片来源：哈佛艺术博物馆 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藏，藏品编号：1935.37.62、1935.37.64图6 执锏秦琼、执鞭敬德 永兴局 图片来源：哈佛艺术博物馆 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藏，藏品编号：1935.37.63、1935.37.65

另外，“永兴局”出品的三对状元门画，图中状元皆头戴纱帽，身穿海水江崖袍，腰横玉带，怀抱加穗如意，足蹬朝靴，相向而立。其中两对状元一手抱如意，一手捧元宝，人物净面且极具富态，以致脖颈处呈现多重皮肤褶皱，突出雍容之感。另一对则手握玉带，怀抱如意、元宝，面庞圆润又不失清丽。《状元进宝》题材一直以来都是凤翔门画中的代表作，状元有站立、骑马等多种造型，也有大小不同尺幅。对比美国收藏与国内存世的多幅《状元进宝》年画，整体形式虽相差不多，但在人物五官、服装纹饰上还是存在些微差别，尤其是美国所藏之状元的衣袍纹饰更为繁复，几无留白之处。最后，“永兴局”出品的《加官进禄、加官进爵》门画中，人物头戴翘脚展翅幞头帽，身穿锦绣蟒袍，面容白皙一手怀抱象牙笏板，一手托圆盘，盘中分置爵、鹿，代表官位和俸禄，有升官发财之意。（图7）《天官赐福、满门吉庆》中绘二天官头戴如意翅丞相帽，几绺长髯，身穿云纹红袍，扎玉带，各手持“天官赐福”“满门吉庆”条幅。（图8）此两对文门神在如今的凤翔门神中也有类似者，但人物面部均比美国藏天官显得圆润，且胡须更短一些。因此，在人物形貌上，美国藏天官要更为俊雅。此外，《天官赐福、满门吉庆》类门神在陕西有多种变体，遍及关中及陕南地区，人物造型大多相似，均为天官手展条幅形象，只是条幅文字略有不同，有“天官赐福、吉祥如意”“天官赐福、万宝来朝”“天官赐福、万福来朝”等多种。

图7 加官进爵、加官进禄 永兴局 图片来源：哈佛艺术博物馆 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藏，藏品编号：1935.37.58、1935.37.59图8 天官赐福、满门吉庆 永兴局 图片来源：哈佛艺术博物馆 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藏，藏品编号：1935.37.54、1935.37.55

（三）西安“富兴局”门神门画的新发现在美国藏陕西年画的画局中，门神数量较多的还有“富兴局”，包括天官文门神，骑马的秦琼、敬德和赵云等，共11张。其中7张藏于哈佛艺术博物馆，4张藏于纽约公共图书馆，纽约藏与哈佛藏门神为同一样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也是国内外首次发现“富兴局”作品，画面上均有收集人舒斯特所钤“陕西西安”的印章，说明该画局应为西安的画店，只是早已销声匿迹。其中一对收藏编号为1935.37.90、1935.37.91的“富兴局造”骑马秦琼、敬德，图中二人全身披挂，骑于回头马上，身体亦回转，呈曲折有力的“S”形。（图9）脸部稍稍上扬，面部相对，一手向上平举锏、鞭，另一手提枪，服饰袍带随风摆动。整幅画面以红、黄、绿、绛紫等色套印，色彩对比强烈。这对画样属于陕西典型的“提长舞短”式骑马门神造型，即一手在身侧提长兵器、一手在头顶高举短兵器的姿势，该画样普遍流行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陕西凤翔、蒲城和西安等年画产地。哈佛艺术博物馆还有一幅编号1935.37.102的“富兴局造”骑马秦琼门神，尺幅长50厘米，宽42.7厘米，比编号1935.37.90的长36厘米、宽20厘米稍大，但画面形式和人物动态均相差不大。此外，“富兴局造”骑马秦琼、敬德与此次新发现的署名“顺兴局造”的一对《马上鞭锏》犹如“双生儿”。国内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的一对采自20世纪40年代的“福兴画局”骑马门神，与它高度相似，再次印证了画样在关中各个画局间的流动性与普遍性。

图9 骑马敬德、骑马秦琼 富兴局造 图片来源：哈佛艺术博物馆 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藏，藏品编号：1935.37.90、1935.37.91

再看藏于哈佛艺术博物馆、署名“富兴”的其他两张骑马门神，依然是“提长舞短”式造型，但其身体姿势和头顶短兵器的形式与前述骑马门神略有不同。其中编号1935.37.89的骑马秦琼，人物和坐骑的身体均朝向正前方，头顶兵器为上扬姿势，且呈前低后高的倾斜度，不似前述骑马门神的“S”形回头姿势以及平举的短兵器造型。而编号1935.36.48的门神为20世纪20年代华尔纳收集，是陕西迄今发现的较早的年画遗存，更是有明确年份记载的、最早的陕西门神实物。图中所绘人物为长坂坡单枪匹马救得幼主的三国名将赵云。（图10）画面上的赵云手举短剑，怀抱阿斗，面部五官威严清俊，与编号1935.37.89骑马秦琼姿势几乎一模一样。以赵云作为门神人物，在山东聊城、山西新绛等北方年画产地中并不少见，在陕西陕南汉中也有将赵云和伍子胥配成一对门神的先例，但在陕西关中年画中以前从未见过。已故年画研究专家王树村先生考证汉中门神中的赵云形象时提出：“《清平山堂话本》有宋真宗游武庙，指伍员鞭王尸，赵云叱主母虽然不忠，但亦英杰也。可于门首享祭。由此两人便被画成门神。”〔8〕而聊城、新绛等地的赵云门神中，左右人物皆为赵云，且均怀抱幼主阿斗，因此被认为是具有护佑孩童平安之意。此次因为只发现了其中一张，难以断定另一张门神人物的具体身份，所以并不能真正判断该门神的意涵，但仅就为陕西年画又增加了一个画样的稀缺性来说，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图10 赵云 富兴 图片来源：哈佛艺术博物馆 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藏，藏品编号：1935.36.24

综上，“富兴局”出品的“提长舞短”式骑马门神，是对陕西关中、汉中等地门神图样的有力补充，并说明了不论是平举短兵器，还是上扬斜举，不论人物和坐骑回头相向还是朝向正前，这些微妙的细节变化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陕西民间年画中是富有生机的真实存在着的，甚至影响着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新年画创作。

三、美国藏凤翔年画独有的“套金套银”技艺此次新发现的陕西“家宅六神”神码年画中，有《土地》和《龙王》这两张服饰上有明显可见的金色线条。据已故陕西凤翔年画世兴画局老艺人邰怡撰文记述〔9〕，凤翔世兴画局在已套印后的三裁尺幅的年画上套银描金，营造一种锦上添花、灿烂富丽的效果，受到西北地区人们的欢迎，被称为“金三裁”，代表了凤翔年画的较高水平。“金三裁”的金既包含以工笔重彩方式的描金，也包括套印的金、银色。但“金三裁”年画除陕西省文化馆收藏的一张外，久未得见，此次却看到多幅凤翔神码在套印颜色后复用印金的方式，为“金三裁”年画再添几例实证。结合邰怡撰文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凤翔年画代表性传承人邰立平的口述〔10〕，我们似乎可以大致勾勒出“金三裁”年画的材料及制作方法。“金三裁”年画所用金色主要为中药铺出售的金精石或礞石，银色为铝粉或银粉。以金精石为例，将这种土产矿石放在木炭火炉旁烘烤，见热会分解为薄片，碾碎薄片后用细箩筛子筛出粉末，便是制作“金三裁”年画的主要原料。凤翔“金三裁”年画并不是直接刷金粉和银粉，而是将金、银粉撒在画面上需要的部分。印前先制作使金、银粉末能附着在纸上的膏子。具体做法是将皮胶熬制成水，加入适量蜂蜜，再使用文火熬煮使二者融合。印时先将膏子刷印在年画上，再撒上金、银粉，用一根弓形木棒轻敲年画纸张的空白处，去掉多余金、银粉。待100或200张年画全部印完后平放，上面盖一张如牛皮纸样的较厚纸张，再用一根粗木棒来回滚压，使金、银粉牢牢粘在画页上，再抖掉散落的粉末，套金、银即告完成。套金、银的部位主要在人物袍服无花纹的地方及飞禽走兽的身体上。有时，为了进一步增强效果，还会用泥金进行细小部位的描金。

图11 默佑 图片来源：哈佛艺术博物馆 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藏，藏品编号：1935.37.50

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司命主》《默佑》等灶王神码中，可清晰地看到灶王及灶王奶奶衣袍上的龙、凤、“寿”字等印金图案。（图11）另一幅《戊己宫》描绘的是头戴红顶纬帽的土地公，在其衣袍的衣领、纹饰和帽子边缘以及身后挂着的灯笼上都加印了金色。此外，纽约公共图书馆收藏的一幅“公兴局”出品的《土地》与哈佛藏的《戊己宫》形式极为类似，土地公衣领、袖边印着的金色回形纹，衣袍上印的金色团型“寿”字纹更为清晰可见，甚至在土地公的眼部还进行了二次勾线，使其眼部更加立体突出。纽约公共图书馆收藏有两幅《龙王》神码（图12），也都加印了金色，两幅应为同版印刷，其中一幅没有印完，缺少一版紫色，能更清晰地看到龙王服饰上印金的八卦纹饰及“寿”字纹。通过梳理这几张印金神码，可发现大多的印金出现在灶王、土地、龙王等主尊神码的服饰及身后的龙、灯等物品上，画面下方的陪侍人员身上并不印金。由此也可看出，民间艺人在套印金银上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并不是大面积的铺设，而神码人物身份所具有的神性显然和金、银这样的配色更加契合，也更能突出主尊人物的重要性。

图12 龙王 李明洁拍摄 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藏

套金银的“金三裁”年画曾是凤翔年画的名牌产品，曾广受西北地区民众的喜欢，一度在年画市场上倍受追捧。此次新见的套金“家宅六神”神码，可使我们明晰民国时期陕西年画制作的多种手段和样式，并得以窥见凤翔年画在历史上生产技艺达到顶峰时的样貌。这不仅对研究民国时期凤翔年画的制作提供了实物资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当前，也对恢复这种高水平年画制作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四、美国藏品中别具一格的“龙凤钱马”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收藏的陕西年画中，有一幅注明是在陕西凤翔购买的《龙凤钱马》。（图13）该作品为墨线印刷，所用纸张为黄色草纸，图案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四周有一圈较宽的黑色框线将图案框住。画面上部为一长方形方框，中间印有“龙凤钱马”四个大字。画面中部有“福神安享”字样的牌位，牌位两边分别为自上而下盘旋的龙、凤。画面下部中央图案为宝马驮财，为了突出所驮之物，马匹身上的圆圈中刻一大大的“宝”字，下方两端配一对楹联，上书“神悬无以报，虔心一主香”。整件作品构图严整，图案与文字搭配合理。关于“龙凤钱马”的生产，凤翔年画已故老艺人邰怡曾在自己未刊发的文章中提到，自家画局曾于民国时期生产“双龙”、钱马这些产品，而在2000年以前，凤翔当地却没有《龙凤钱马》的踪迹。2002年，凤翔年画传承人邰立平在南京一位收藏家手中获得一幅署名陕西“顺兴局”的墨线版印《龙凤钱马》。图案分为内外两层，外围上方有双龙戏珠和“龙凤钱马”字样，其他三面刻印宝伞、如意等吉祥图案。画幅中央绘一四爪团龙，内嵌“黄金万两”铜钱，团龙下方两侧为一对飞凤，整幅画面最下部绘有飞马驮宝踏海水而来。该《龙凤钱马》与美国藏品虽在形式上较为不同，但龙、凤、宝马等主体形象的刻画十分类似。2013年以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接连出版、展出并在网上公布了馆藏的民国时期年画，其中有十余幅《龙凤钱马》《龙凤宝钱》《钱马》，分别自陕西西安、青海西宁、甘肃兰州、四川成都、四川宜宾、上海等地收集而来。其中一幅陕西西安的《龙凤钱马》与上述邰立平自南京收集的那幅图案布局几乎一致，只在左下角字号处有所不同。

图13 龙凤钱马 姜彦文拍摄 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藏

仔细对比这十多幅《龙凤钱马》作品可发现，该画样普遍流行于陕西、甘肃、青海、四川等地。采集自四川成都的多称为《龙凤宝钱》，画面上方绘龙凤图案，下方则为胡人进宝。采集自甘肃兰州的《龙凤钱马》线条粗沉，墨色刷印也较重，画面除了“龙凤钱马”字样外，上、下还印有“招财进宝”“五福来临”等字样，四周分列有多位戴船形帽、手持祥瑞之物的胡人形象。青海西宁的《龙凤钱马》和陕西的图案较为相似，主要突出龙、凤和宝马等主体形象。从尺寸规格来看，《龙凤钱马》多为大小两种尺寸，分别为约长70厘米、宽45厘米以及约长40厘米、宽22厘米。从贴用方式来看，各地亦不相同。在甘肃和青海，《龙凤钱马》的贴用习俗较为普遍，主要流行于甘肃临夏、青海西宁等地的汉族、土族等民众之中，且如今依然在民间延续。当地人称“钱马”为“麻钱”或“黄钱马”，于每年除夕日午后，将大幅《龙凤钱马》折成三角形或剪成花形，贴于家中门楣之上，旁边再配以长条状的小幅“钱马”，用以求财、保平安。《龙凤钱马》在当地与春联、门神并列为重要的年节符号，甚至在“花儿”民歌中，也有有关“钱马”的唱词：“三十晚上贴麻钱，才知道过年的了，挣不了银钱回不了家，才知道作难的了。”〔11〕一些著作中也有关于“钱马”的解释：“钱马：即龙凤钱马。河州汉族人过年有贴龙凤钱马的习俗，寓图吉祥、保平安之意。每年腊月三十日午后，家家大门及家中所有房门都贴上钱马，使大鬼、小鬼，包括债主不能进门，以便放心过年。直到正月十五日晚，把各处钱马取下来裹在火把中，送到路口，以示顺利过完大年。”〔12〕在陕西，邰怡在其未刊发文章中曾提道：“按陕西习俗，祖先案及神案（桌前）都要挂一幅，目的也在祈福降财……这些图案甚为古气大方，别具一格。”而在陕西关中的蒲城，也曾生产“龙凤钱马”，并将它作为新婚夫妇敬祭本族祖先所用，“具体做法是男女双方人家均将纸马压在香炉底下，男方到女方家接亲时，祭拜女方家祖先，新娘接到男方家后，女子也同样祭拜男方家的祖先，以此来表示两家人自此喜结姻缘”〔13〕。四川地区主要在农历腊月二十三时贴用《龙凤钱马》，将它作为祭祀灶神的供奉之物，烧予灶神，为使灶神上天后在玉皇面前多多美言，起到免除家中人的罪恶、降福降禄的作用。〔14〕

五、美国收藏的几对陕南汉中门神位于陕西南部的汉中，其年画中最具特色的就是门神，且种类繁多，包括武门神、文门神等多种。门神人物主要为历史上的武将，除常见的秦琼、敬德外，还有战国时期的孙膑、庞涓，东汉时期的马武、铫期，隋唐人物裴元庆、李元霸，明代人物杨波、徐延昭等。汉中因位于秦岭、巴山之间，其年画风格上也融合了陕西关中与四川的某些特征。如座门神的形式吸收自关中地区，而女门神则明显受到四川绵竹、夹江等产地影响。清代以来，汉中年画作坊中影响较大的有“永隆祥记”（后改名为“庆福诚记”）、“兴泰和记”等几家画店，但1960年以后，汉中年画即销声匿迹，一直没有有恢复制作。〔15〕

图14 李元霸、裴元庆 荣发诚记 姜彦文拍摄 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藏

美国收藏的汉中门神以纽约公共图书馆最多，包括《李元霸、裴元庆》（图14）、《对敬德》、两对女将门神以及一张持刀武将门神。其中《李元霸、裴元庆》门神为“荣发诚记”画店出品，图中李元霸勾花脸，无须，顶盔披甲，背插靠旗，双手舞一对重锤，坐于麒麟背上。裴元庆不勾脸，如武小生模样，衣甲与坐骑皆和李元霸相同。画面褪色较多，只在李元霸手肘部位保留了一线原有的艳丽色彩。此外，对比国内陕西省文化馆以及王树村先生收藏的“兴泰和记”的同题材门神，在人物造型上与美国藏品高度相似。但在色彩方面，因国内收藏的多张汉中门神色彩均多用桃红、橘黄、苦绿等色，印刷上又过于深重艳丽，使人难以注意到汉中门神精彩的墨线部分。而美国藏品因褪色较为严重，也因此得以保留清晰的墨线，其线条遒劲有力，挺拔豪放，十分严整规矩，从而使画面营造出一种更为浑厚、古朴的氛围。此种情形也适用于美国藏“志诚堂记”出品的《对敬德》（图15）门神上。国内虽也有《对敬德》（图16）收藏，但色彩同样较为艳丽丰富，而美国藏则未套印桃红、橘黄等色，只留黄、绿二色，画风高古，粗犷古拙，饶富装饰之趣味。不印红色，也使人联想到此类门神恐为守丧之家贴用而特制。

图15 对敬德 志诚堂记 姜彦文拍摄 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藏图16 对敬德 庆福诚记 陕西省文化馆藏

另外，美国藏的两对汉中女将门神也与国内陕西省文化馆的收藏颇具差异。国内藏女将门神中，人物头戴渔婆罩，身着坎肩，腰腹前突，身型粗壮有力，一手握拳上举，一手抓腰带，一腿抬起，单脚立地，与抬起的一腿平衡整个画面。而美国藏两对女门神戴额子盔头，上插雉鸡翎，身背靠旗，穿鱼鳞甲、披云肩，双脚着地，一手按于身后所挎长剑上，一手向前执长刀，身姿柔婉而健美，与四川绵竹和夹江年画中披甲持刀的女英雄颇为类似，这与汉中距四川较近，和四川年画互相借鉴不无关系。画中人物均为女将打扮，根据演义小说中的描述，手持金丝秀绒刀应为穆桂英或梁红玉，而手持三尖两刃刀的可能为樊梨花。最后，美国收藏的一张持刀武将门神为新发现作品，以前不曾见过。画面中的门神呈正面站立，头戴帅盔，身背靠旗，腰后挎剑，左手捋三绺长髯，右手朝下提一把长柄偃月大刀。其面部为净脸，五官威严，衣袍随风而动，给人以气宇轩昂、勇猛威武之感。整幅作品以紫红、橘黄、明黄、绿色四色为主基调，搭配得当。人物身侧有“兴大”字样，应为出品画店名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单幅正面持刀门神与一对女将门神被粘贴于同一张卡纸上，三幅作品一望便知出自同一画店。（图17）女门神面部相对，分列正面门神两侧，此种安排是捐藏者舒斯特收藏后为之，还是该三张门神在汉中有一同使用的习俗，不得而知。但此三张门神同排并置的形式颇为特殊，期待有更多新材料出现解答疑团。而更具意义的是，美国藏品的三家出品画店“荣发诚记”“志诚堂记”“兴大”，其字号名称与出产作品此前均未曾见过，此次新见为了解汉中年画的生产提供了新的资料。

图17 持刀门神、女将门神 姜彦文拍摄 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藏

结语

美国藏民国时期的陕西年画，时间上主要集中于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地域上包括陕西关中及陕南汉中，内容主要为门神、门画及神码一类，并未涉及吉祥喜庆、戏曲故事等年画。由此可见20世纪初的海外学界，尤其是美国学界对我国年画收藏的学术兴趣和重点，即主要为能代表和反映中国人精神追求和民俗信仰的内容。因陕西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不论是卡尔·舒斯特到西南四川等地，还是兰登·华尔纳从北京到西北的甘肃敦煌，都以陕西为中转，这也成为美国收藏陕西年画的重要原因。此外，美国所藏陕西年画绝大部分为美国的民俗学家、艺术史学者主动收集，这与20世纪40年代由法国人在北京创办的中法汉学研究所收藏的年画类型和动机较为一致，也从侧面表现出外国人对闭塞已久的中国民间社会的探索和好奇，想以民间年画为媒介，了解彼时陕西地区以及中国人的民俗生活、思维方式及审美观念。美国收藏的陕西年画以丰富的画局、画样材料为了解民国时期陕西年画的生产和经营样貌，剖析画局之间的交流互鉴，探究与周边甘肃、青海、河南、四川等地的年画流布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需要说明的是，根据目前资料搜集情况，笔者仅以收藏陕西年画较为集中的三家博物馆为例展开论述，对美国其他博物馆或机构所藏陕西年画并未涉及，相信随着更多材料的发现，会对陕西年画的研究带来更大的帮助。

注释：

〔1〕此统计数字根据哈佛艺术博物馆收藏数据库（https://digitalcollections.library./catalog?utf8=✓&search_field=all_fields&q= Carl Schuster）的信息显示所整理。〔2〕纽约公共图书馆所藏民国时期的陕西年画，其图片主要来自天津美术学院副教授姜彦文于2018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明洁于2021年赴纽约公共图书馆查阅资料并拍摄。作品数量统计也基于二位研究者的拍摄及记录，但由于二人并未拍到所有该馆馆藏，因此在数量上恐与实际收藏有出入。〔3〕菲尔德博物馆的陕西年画藏品数量为查询该馆线上藏品数据库而得知，但因还有一部分登记在册的年画图片并未公开，且收藏信息较为简单，恐有遗漏。菲尔德博物馆人类学收藏数据库网址：https://collections-anthropology./list。〔4〕1935年至1937年，卡尔·舒斯特写作了《中国西部的民间刺绣》《中国民间刺绣》等多篇文章，其中《中国民间刺绣》（“Peasant Embroideries of China”）发表在1937年1月的《亚洲》(Asia) 杂志，第26—31页。〔5〕陆庆夫、郭锋、王冀青《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72页。〔6〕[美] 兰登·华尔纳著，姜洪源、魏宏举译《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7〕王树村《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上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页。〔8〕邰怡《我所经历的凤翔年画》，《民艺》2022年第3期。〔9〕邰怡《我所经历的凤翔年画》，《民艺》2022年第3期。〔10〕王文章主编，邰立平口述，王海霞整理《年画世家：年画传承人邰立平口述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203页。〔11〕鲁剑《西北民歌与花儿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12〕郭正清《河州花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13〕张西昌《时空观念与生活艺术：以蒲城木版图画为例》，《民艺》2023年第2期。〔14〕《龙凤钱马》，《时事周报》(成都) 1932年第15期。〔15〕王海霞主编，邰高娣分卷主编《中国古版年画珍本：陕西卷》，长江出版传媒、湖北美术出版社、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邰高娣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4年第11期